于是，在历次围剿赤-匪、抗击日寇的战争之中，几乎都是杂牌军在吃苦受累，黄埔嫡系则抢功吃肉。

如此一来，那些在中原大战之中被“银弹攻势”收买过来的杂牌军，眼看着自己在归顺蒋介石后，无论如何鞍前马后、流血流汗地拼死卖力，也因为不是嫡系而难以得到重用，很快就颇有些受骗上当之感，再接下来就是普遍的怨气十足——在这些叛将的心目中，蒋介石这个总司令就是一个完全不会打仗的小混混，若非自己及时倒戈，这个光脑壳哪里能爬得上全国领袖的宝座？偏偏自己如今获得的待遇，与投靠蒋介石时听到的花言巧语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可见蒋氏的忘恩负义

——领导人威望欠缺，只以权术笼络，内部矛盾重重，又缺乏大义名分来凝聚像这样的军队，在形势有利、日子宽裕之时，或许还能压下矛盾、维持运转；可一旦遇到了困境，就甭想再精诚团结了。

所以，当1934年的12月末，上海滩的银行家们被集体挂路灯，金融系统和纸币信用同时崩溃之际，这支军队的内部矛盾就来了个总爆发——为了稳定军心，蒋介石在危机出现的第一时间，就下令洗劫了江西和湖北的银库，凑出两百多万枚现大洋和数百箱黄金，用于给他的嫡系部队发饷施恩。但问题是，与此同时，那些杂牌军手里拿到的依然只有废纸一般的钞票，而且被拒绝兑换成铜圆或银洋

如此不公平的差别待遇，顿时诱发了诸多杂牌军将士的怒火。而历年积攒的军饷全都沦为废纸，更是让他们觉得自己这么些年的血是统统白流了，纷纷发誓要讨一个公道！

更要命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蒋委员长最亲信的黄埔嫡系部队，不是在湘西、贵州追剿中央红军主力，就是江西南部的瑞金、长汀等地“肃清残匪”，或者紧急向东调动，赶往上海组织反攻总之就是基本散布在了外面，而在他自己坐镇下榻的南昌市区内，反倒是各路杂牌军的兵力占到了绝对优势

因此，以一群杂牌军士兵拦截南昌行营运金车，企图强行兑换钞票，而被宪兵开枪击毙为导火索，至少五个师的杂牌部队爆发了自发哗变——成千上万的叛军裹挟着长官作乱，对城内的黄埔嫡系部队、南昌行营指挥部、后勤军火仓库、银行钱庄发起冲击，导致整个南昌市区都陷入了空前的混战之中。

当然，此时的南昌局势，毕竟不同于当年的武昌起义，作乱的叛军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蒋介石虽然应付得有些狼狈，但毕竟还有一些可靠的精锐部队在手，外地更有庞大的援军可以作为后盾。只要坚持着顶住了叛军的头几轮冲击，待到各路援军相继抵达，那么南昌行营的乱局终究会平定下来。

可问题是，汪精卫在几经犹豫之后，最终决定了往火上浇油，给蒋某人再多添上几场乱子

“尽快联系日本大使馆，还有广东的李济深和胡汉民，北方的阎锡山和张学良。”他脸色有些狰狞地吩咐说，似乎是下了非常不得了的决心，“如今这局势，是该组织新一轮的倒蒋运动了”

总而言之，如果说，此时南昌的蒋介石是急得火烧眉毛，南京的汪精卫是企图浑水摸鱼，帝国主义列强是表示友邦惊诧，那么占据了上海的诸位穿越者们，则是一个个都因为丰厚的战利品而进入了大欢喜之境界，望着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笑得合不拢嘴——这真是党国跌倒，赤-匪吃饱啊！

“合计收缴黄金六百

五十三吨，各色银元四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枚，足色银锭一千一百三十五吨，各类铜圆约十五亿枚，另有少量铂金，以及钻石、宝石、玉石、象牙、皮草、古董不计其数哎，民国时代的上海滩，果然不愧为整个东方的金融中心和金银交易中心，咱们这一回可真是赚翻了！”

望着账本上堪称骇人的统计数字，王秋忍不住笑着感慨道，“近现代的生产力跟古代果然是没法比，如果换成别的时空，恐怕就是挖光整个埃及的神庙和陵墓，也凑不出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啊！”

“这个数目未免也太夸张了吧！”马彤学姐却是有些惊疑不定，“记得按照历史教科书的说法，我党1949年解放上海的时候，总共只接收了黄金六千多两，银元一百多万枚眼下怎么会有这样多？”

“这怎么能一样呢？1949年的时候，上海滩中外各家银行早已停业撤资，金银库存转移一空。蒋介石也把他的中央金库搬到了台湾，留在上海被解放军接收的，不过是一些没来得及搬走的零头”王秋解释说，“而如今咱们却是把蒋介石和美英法日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家当，统统都给抄了啊！”

再接下来，他们便准备去参加上海公社的筹建会议，然后发现会议地址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地方。

“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这不是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旧址么？”<!--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