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在巴黎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法兰西银行账面上仅现金就有数十亿法郎。而公社只从法兰西银行弄来了十分可怜的1600万法郎借款——公社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结果就是守着金饭碗挨饿，而且无法迫使以罗斯柴尔德为首的银行家们向凡尔赛政府施压，逼迫他们和巴黎公社和谈，反而让银行家们有机会向凡尔赛汇去2亿多法郎！有了这笔巨款，凡尔赛政府才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把撒钱招兵买马，在原本仅有一万多残兵败将的基础上，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重新集结起十一万大军向公社发起反扑！

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些国际银行家的穿针引线、劝说施压，才迫使已经兵临巴黎城下的俾斯麦首相和威廉皇帝，向法国政府让步——不仅就地遣返了数万名法军战俘和保持“中立”的配合，让法国政府获得了宝贵的兵员补充，甚至允许凡尔赛方面的法军穿过德军的防线，向巴黎发起进攻！

德国人不得不听从银行家吩咐的原因也很简单——这些银行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如果他们不肯帮忙剿灭巴黎公社、恢复法国的秩序，德军就永远也别想拿到五十亿法郎的战争赔款！

就算德国人想要趁机抢占大片法国疆土来弥补拿不到赔款的损失，在当时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会遭到英国和俄国的干涉，而德国尚未真正统一，军队也已经十分疲惫，俾斯麦首相实在不敢把战争拖延下去。

结果，在金钱的魔力之下，德国和法国这一对仇深似海的宿敌，竟然火速结成了反-革-命统一战线，开始联合起来剿灭他们的共同敌人巴黎公社。而令人扼腕长叹的是，与此同时的巴黎公社革命者们，却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如何提高教师待遇这些琐碎的事情上。于是，悲剧就这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说到这里，杨教授不由得幽幽地叹了一口气，“巴黎公社的教训表明，没有掌握经济命脉的革命政权，是何等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也表明在现代社会中，银行，特别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对于一个政权和一个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同样也不例外！

现在，我们既然打进了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就等于是抓住了蒋介石政权和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的心脏！不趁机把他们的心脏挖出来狠狠地踩烂，难道还让这些银行继续给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供血，资助他们招兵买马，甚至收买列强军队干涉，举刀剿杀我们这些革命者不成？”

“那也只要把外资和国民党的银行干掉就行了吧，为什么对私营银行也要痛下杀手？”粟裕问道。

“哼！这些私营银行的屁股又有哪个干净了？他们一样承接国民党的战争公债，给蒋介石筹集军费，一样接受国际银行家的指使，千方百计绞杀中-国革命！”杨教授冷哼着回答说。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所谓的华资银行自然也不例外。日本有三井、三菱这样具备强烈民族意识的金融巨头，而晚清和民国则盛产像洞庭席家——就是“赤脚财神”大买办虞洽卿的后台——这样挟洋自重的金融洋买办；横滨正金银行是

日本进军世界的金融尖刀，而上海金融市场则是外国银行控制中-国的殖民利器。

在如今的上海滩，我们最需要铲除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卖国求荣的汉奸，另一种就是不事生产、坐享暴利的金融家——其实后者基本上也就是前者的一个变种，并且更加的隐蔽和恶毒！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就通过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金融手段控制中-国。在这近百年的时光中，外国资本势力、洋买办阶层和官僚地主垄断阶级，在我们的祖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张硕-大无比、盘根错节、利益互锁的关系网，无论哪个军阀执政，无论哪家政府上台，都不得不依赖和借重这张关系网，才能维持统治秩序。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庇护，共同盘剥人民大众。我们唯有从金融的根子上切断外国资本势力对中-国的渗透和控制，将这个巨大的毒瘤网络刨根铲除，甚至掘地三尺，才能确保永无后患。

所以，正如在乡下要打土豪、分田地一样，我们在上海也一定要打金融家、抢银行才能生存”<!--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