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即使是跟他们不对盘的日本董事，也只得留在工部局的会议室里，随时等待第一手最新情报。

接下来，时钟滴答滴答地转了一圈又一圈，会议室里的奶茶和咖啡也是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几位年老体虚的华人董事已经坚持不住，只得告罪一声，各自离开会议室找地方休息。而在美英董事之中，也有几人先后出去小睡片刻。而事不关己的犹太人、俄国人和意大利人，更是早已走得一个都不剩。

但虞洽卿和两位日本董事却还在咬牙坚持，因为苏州的战况跟他们的切身利益关系巨大于是，在晨光熹微的时候，他们终于等到了前来报讯的使者——某位在上海滩专门从事包打听的青帮混混。

然后，从这位青帮混混的惨白脸色来看，苏州方向的战局显然是相当不妙。

“诸位董事，苏州已经失守了！赤-匪第十军团投入的兵力相当庞大，火力也是空前凶猛，孙立人所部刚刚在苏州火车站兵败投降，还有一股赤-匪的先头部队甚至绕过了阳澄湖，闯进了昆山县城”

这家伙进门之后喘了几口气，就对虞洽卿摇头说道，“最多再过两三天，他们就能打到上海来！”

从城市的空间构成来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包括闸北、南市、日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五个主要区域——事实上，上海能够由开埠前的小小县城迅速崛起为远东第一商埠，与租界的辟设有很大关系。由于这是一座因租界而繁荣的城市，所以几乎任何离经叛道的思想，激进、忧愤或颓废的情绪，都能在尊奉所谓“言论自由”的上海租界得以表达。因此，民国的上海是整个中-国的文化思想中心，让这里总是充斥着各种新奇观念和怪异世相——正所谓“沪上不愧为万国租界，这里的居民真的是什么鸟都见过”！

总而言之，若是从器物和制度的层面来看，上海租界呈现出一派令许多国人十分羡慕的欧化的繁华气象；但是从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来看，上海租界则是黑色的染缸和罪恶的渊薮——嗯，有一句话似乎是这么说的：繁荣与罪恶伴随而生。而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滩，这一点更是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此时此刻，距离上海租界“开埠”已有大半个世纪，位于法租界与华界相邻之处的十六铺小东门，虽然论气派远不如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但依然是大上海最繁华的地方之一：从外洋与内地运来的洋货、海货、山货，多数都在这儿集散，各种洋行、商行、货栈、大小店铺鳞次栉比，每天在这儿出入过往的人潮络绎不绝，有官吏，有商贩，有工人，有苦力当然也有许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小混混和“白相人”。

于是，另一些行业也适应市场需求，在这里应运而生。只要你拐进一条弄堂，便可以看到小赌-场、大烟馆、公开的或半开门的娼馆，也有把抽大烟与玩娼伎结合起来的“烟花院”——就好像老鼠、苍蝇、蚊子、蟑螂会一起出没于垃圾堆一样，这地方也成了官、商、流氓地痞以及上海一切社会渣滓的云集之地。

此时的钟表已经转过十二点，到了后半夜。而终日熙熙攘攘的小东门，也已是变得夜深人静。除了某些花街柳巷里面，偶尔还会传出几阵乐曲和嬉笑的声音之外，其它地方似乎都进入了酣甜的梦乡之中。

但是，在一家已经关门打烊的茶楼里面，此时却依然是灯火通明。几个身穿黑绸衫的彪形大汉，正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虽然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茶碗，但却谁都没心思喝上一口，只是焦躁不安地等着什么。

粗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很普通

的黑-帮聚会。但如果坐在上首的那位帮主大哥亮出身份，那么绝对能在上海滩吓翻一大堆人——他就是上海滩斧头帮的帮主，民国年间大名鼎鼎的“暗杀大王”，王亚樵大侠！

——王亚樵，字玉清，安徽人，贫民出身。当年为了在龙蛇混杂的上海滩安身，他召集一帮在上海的安徽同乡组织起“安徽旅沪同乡会”，怎奈手头资金短缺，买不起枪械，只得打造了一百把利斧作为防身武器，故而被上海人嘲笑成“斧头帮”听着貌似十分威风，其实却是讥讽其囊中羞涩、装备简陋而已。

谁知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此后几年里，王亚樵居然硬是凭着这一百把斧头，将上海滩杀得天昏地暗，连名震一时的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也要让他三分，斧头帮从此声名鹊起。接下来，在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热心革命的王亚樵又跟孙中山搭上了线，帮助其南下两广从事革命大业，亲自参与了护法运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日后权倾一时的胡宗南和戴笠，当时都一度是他的马仔小弟。<!--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