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率先被工作单位约谈了，甚至连他们的亲戚也被约谈了。这样综合性的工作举措，的确“震慑”了一些人。

但那些自由职业者，尤其是一些做生意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纪律约束，好像有恃无恐了。

他们到处投诉着，甚至邀请了电视台与一些媒体记者啥的，希望能制造压力，以避免别墅小区被拆迁。

拆迁办的一直在做着各种工作，希望能尽快推进拆迁。

无奈别墅小区里住着一些有能量的人，他们也只能小心地探索着，希望能找到突破口。

2009年国庆假，我和李帆一起带着我们的女儿—常格格去旅游了。

我们去了上海、苏州，但格格并不高兴，她老是说：“要是哥哥姐姐在就好了。”

在国庆的最后一天，我就返回了。

刚下火车，格格就闹着去找额娘（艾英）、哥哥、姐姐。

我们把格格送到了城河边的家里，看着她飞奔着投奔艾英的镜头，李帆很是感伤了。

艾英抱着格格是亲了又亲，格格也是抱着艾英的脖子不撒手。

10月5日、6日，我和李帆在别墅小区的家里，尽情地“幸福生活”着，甚至都有邻居站在屋后叫喊着：“能小点声不，不要脸。”

10月7日，一早，李帆就找好了我们的证件，非常平静地说：“老公，咱去离婚吧。”

我啥也没有说，笑了笑。

李帆开着车带着我去了民政局。下车后，她挽着我的胳膊进了大厅，在工作人员的惊讶中我们办理着一切手续。

等拿到离婚证后，她挽着我的胳膊走下楼，我笑着问她：“这马上就要拆迁了，你是要房子还是要钱，都给你。”

她笑着亲了一下我的脸庞，“我啥都不要，留着吧，都给格格吧。”她风轻云淡地说。

她打开了车门，“老公，这次我要出远门了，保重自己啊。”她擦着眼泪开车走了。

我走着回了三民小区的别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子，心里很是失落。

我和李帆的婚姻在混沌之中开始，在平平静静中结束。

能留给我们的，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有一栋将拆迁的房子，我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悲。

正当我坐着小板凳，在一楼客厅门口看着小院子发呆的时候，有人敲门了。

进来了三个人，是拆迁办的。

“常书，我们都给你养父李主席说好了，你有啥条件提出来，只要你愿意做第一个就行。”他们非常客气地说着。

我心里已经空了，脑子也空了，啥也没有想，只是看着他们呆呆地，啥也说不出来，任凭他们自说自话着。

他们看着我不说话，自己不停地加着加码，最后，我听到他们说：“老弟啊，给你百分之一百五了，不能再高了，就这样吧，签吧，签吧，半小时就到账。”

我在迷迷瞪瞪中就签字了。我要了一套80多方的两室安置房，又到账了80万。

晚上，我默默地搬运着家里的东西，都一股脑地搬到了北关的房子里。

这一夜，那个神秘的女人，裹紧了头脸，穿着一身破烂衣服，帮着我收拾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