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刻意隐瞒的那两年，和谢添弋的美国生活截然不同。

当时我在香港第二次碰见方忻赐，他在教学楼的休息区和文学院的副院长起了争执。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差点克制不住掌掴他的女人是方忻赐的母亲，而他的父亲，是香港政务司的行政要员。

不过我们刚正式认识，碰面的机会却不多。我刚入学的那一年恰逢他准备毕业。我偶尔才会在食堂撞见他，方圆的桌子稀稀落落，再隔了几桌又都是人了。

我那时哪里明白世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见他总是一个人，我便端着盘子坐到他对面。说来奇怪，我难得在他身上感到亲切，又或者说他身上仿佛具备某种我向往的品质。

上学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饭吃得多了，好像也自然而然熟络起来。有一天晚上，准备学科竞赛的我在自习室留得很迟。我接到方忻赐的电话，他在电话里的声音醉醺醺的，连话也说不清楚。

我匆忙赶到他发我的地址。那是一家很隐蔽的酒吧，霓虹标志不起眼地镶在门的角落，普通到路过的人第二眼就会将它忘掉。我在门口踟蹰的时候收到谢添弋的MSN，他说他刚下课，波士顿的中午不需要长袖外套。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光怪陆离的灯光和震耳欲聋的音乐立马包围了我。我像误入盘丝洞的和尚，惊慌失措地打量着于我而言完全陌生的环境。有人在吧台交耳，有人在舞池贴面热吻，而他们之间，却没有一个女人。

我在暧昧的缠绵中迷了路，有人端着酒杯来和我说话。但我耳朵本来就不好，下意识慌张地撇过头说来找人。

我在灯光照不到的角落找到方忻赐。他看着我笑了笑，说，我知道只有你会来找我。

我拖着方忻赐离开酒吧，他没忍住在门对面的垃圾丢弃处吐了一地。他在路灯下蹲了一会儿，低着头和我说抱歉，每次都这么狼狈。

我无所谓地摇了摇头，安慰他其实也只有两次。

他学我无所谓地笑了声，抬起头，眼睛很红，有眼泪毫无征兆地落下来。我愣在原地，昏黄的路灯将他脸颊的眼泪染上了同样衰败无助的黄色。他执着地睁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他说，你没有什么想问我吗闻彦。

我脑子短了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问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样问他。

我说，你喜欢，男人吗。

他抬起手，像擦汗一样抹去眼泪，随后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脸上又挂着那副独属于方忻赐的坦荡微笑。

他说，太累了，不喜欢了可以吗。

我没有回答他，我明白那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他自己清楚。那天临睡前，我给谢添弋回了消息。我告诉他那天的香港也有些闷热，白日浑浑噩噩，像做了一场梦。

但我没想到那场噩梦很快就来了。有人跟踪了我，将我和方忻赐共同出入同志酒吧的消息散播出去。那个人叫李攀，是我同专业的学长，因为占去他的竞赛名额，曾对我怀恨在心。

尽管起初的我并不将这事放在心上，蜚语却仍肆意流窜。成年人的中伤从不大动干戈，教室里似有似无打探的眼神，食堂刻意回避的空位，以及回望时戛然而止的窃窃私语。每个人都像在围观一场精彩绝伦的戏剧，事不关己，又津津有味。

李攀很得意地在走廊里拦住我。他自作聪明地以为我借助方忻赐的裙带关系抢走了他视如珍宝的名额。

我看着他，像是看着一个自娱自乐的小丑。走廊里偶尔走过刚从教室出来的学生，李攀看见人来，反而越发说得起劲。

卖屁股的滋味好吗。

上床的时候会不会爽得听不见啊。

路过的学生抱着书目不斜视，却在远处投来惊诧和鄙夷的目光。

你看，这个世界只是看起来很宽容。

那天我给谢添弋的MSN留言，我告诉他我看了一部电影。电影很长，故事里的男孩爱上了陪他走过每盏路灯的男人。我在短讯的最后问谢添弋，爱一个人是不是也分差别和对错。

好几天后，我在和谢添弋的语音通讯中得到了答案。他告诉我，人应该是自由的个体。我趴在床上对着手机无声地笑了一会。可能是高兴得有些忘形，我下一句冒然脱口而出。

如果你是那个得知真相的男人，还会回头和故事里的男孩走一次路灯下的路吗。

谢添弋沉默了一会，我仿佛看见他在电话那头握着手机凝神思考。

他说，我不知道，感觉很奇怪。我不会喜欢一个男人。

我那时候才明白方忻赐在路灯下的言后之意。原来一个人走久了，也会感到孤独。我很想告诉方忻赐，如果可以，恳请他再坚持一会。不过那会，他却似凭空消失，如何也再联系不上。

我用力地眨了眨眼睛，转过身后走到谢添弋身边拍了拍他的手臂。就在前一秒，我面对着蔚蓝色的海域，天地辽阔，我却产生一种无处立足的怅惘。然而，烦闷一下也在风中稀释了。

我对他说，“雨淋够了，走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