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去逮鸭子，我就在路上溜达了一圈。路边搭着蔬菜大棚一样矮小又细长的茅草屋，这就是鸭圈。脏兮兮的油皮纸被风刮得哗啦啦的响着，一股令人难受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

有两个人站在不远的埂子上，穿灰色褂子的中年男子拿着铁锨，躬着腰在费力的清理挤满粪便的排水沟，沟里好像铺了一层苔藓的绿，又臭又浑浊不堪。他折腾了好半天，田埂上堆起了大小不一的小土丘。另一个肥胖的女人脸上泛着黑色的明晃晃的光，不耐烦的晃来晃去，好像在察觉什么。

申城变成鸭子的世界，这里原来清新的空气消失不见。

养鸭的申城人说这是他们走出困扰的灵药，别的人说是在自掘坟墓。到底是灵药还是饮鸩止渴？当科学没有来到，时间会证明一切。

墙角里一只吃了病鸭的花色狗红着眼睛，蜷缩着。沟渠里的水如同放多了的茶叶，浑浊不堪。水草疯狂的乱窜，又高又粗。

在这不友好的空气里，天气依旧晴朗，太阳像盛开的花儿一样，鲜艳艳的。它毒热的光，炙烤着大地，加重了味道。我不该只想到自己的感受，蚊子苍蝇可是最欢快。成年蚊子组成了大圆圈，嗡嗡的乱叫着。

整车整车的肥胖鸭子，短时间里就被标准化的填出来，大卡车奏着凯歌来迎接它们。远远地我就听到了它轰鸣鸣的声音，扬起的飞尘好像刮起了沙尘暴。足足有四辆绿皮的大货车，它的车头又大又胖，有着千百斤力量。我跟着它们跑了过去，高高的犹如大水洞的圆滚车轮上，宽敞的大车厢里载满了黄色的大皮镂空篓子。人们爬上去，把它们一个个甩了下来。

押车人穿着黑色的制服，皮鞋油亮亮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点害怕。他业务非常熟悉，嘴里一翘一翘的叼着烟，拿着公文的本子，不紧不慢的记录着。四姨娘笑呵呵的走了过来，请他吃支烟。他人倒是很和气，微笑的接受。

装完了鸭子，人们都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眼珠子热火灼烧的。我看见他们或是肩靠在肥壮的大树边，斜搭拉着腿，或是解开了衣服，瘫坐在柏油马路边，喝放凉了开水。大家都口渴的要命，一会儿就喝个精光。

大卡车旁边站着的是个收破烂的年轻人，他棕色的木板上刷上了醒目的招牌——收破烂儿。可他并没有吆喝一声，只是眼睛亮亮的，好像很费力的看着。我好奇的看着眼前的一切，真心希望发生点什么。因为除了这空荡荡难闻的气味，飘落一地的白花花的绒毛，再也没有什么引起我的兴趣。我看着妈妈，她笑呵呵的正在和别人说话，不时的用手去挠她那蒙了一层灰的头发，她并没有想走的意思。

那个瘦个子老实巴交的中年人，慢悠悠的走了过来。他黄瘦的脸，好像秋天的芦苇。他表情变得很严肃，又很纠结。周围的东西好像都在摆动，他的心好像也在搅动。他好像不懂这些，又在期望，又不好意思说。

在村里面，总有这样的人，他们咬着牙，一遍一遍的想着，可那些不一样的东西却永远无法穿透他们心灵的壁垒，真正震撼他们。他们无法突破自我的束缚，一如既往的做习以为常的事情。

那个收破烂的，以后我又看见了他，他继续吆喝着：“收破烂吆，谁有破烂来卖吆。”

回到家以后，妈妈又跟我讲起虔诚女人的好多故事，讲着讲着，她会哈哈的大笑起来。她说她的丈夫也不喜欢她，甚至恨她。在农忙季节，她男人在水田里撒着化肥，她在田埂上唱着歌。人家都骂她是傻子或是不要脸的妓女，她从来不介意，自唱自己的。对别人的调戏，她也认为是一种赞美。比如，一位老姑娘遇见了她，说：“哎，魏姑娘，今天准备唱哪出？来个《小二黑结婚吧。”

她听后二话不说，就唱了起来，引的大家哈哈大笑。他的儿子更因为看不惯她，十四岁就到县城的饭店打工。因为活计好，被饭店的老板看中，当了个上门女婿。从此，她唱的更加的欢快，而且逢人就说：“我儿子可是城里的人，你们哪个人家的孩子能比的上？”

“老魏有出息，生了个好儿子。魏姐，今天要不要给你儿子也来一段？”人们通常鄙夷的说，但是她们心里真的嫉妒的要死。

这已经是二零零年以后的事情，那时候我感觉申城每个人的心灵都病的更厉害，不只是老魏。老魏只不过把悲剧改成了喜剧，可在内心里还有上帝迁就着她，但是那些人眼里却已经容不下一粒沙子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把她对上帝的信仰和妈妈的迷信做了一个比较，迷信只是在自己危险的时候，才能宽慰自己，而信仰却是我们时刻的警钟和灵魂的灯塔。我不知道老魏是否是真的快乐？如果她快乐，那她快乐。如果她没有在信仰的世界里活的快乐，那该是她把信仰当做生活。

人，哪里是欢乐，哪里是痛苦？倔强的人生，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彼岸？虽然魏老婆子只是一个个例，但是我知道外来思想已经开始侵入这个迷信的古老地方。

后来，我知道这种信仰，申城人除了老魏，再也没有人感兴趣，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它存在的土壤。我又想到了四姨娘，她搬到了大路边，离开了她的老家，在她眼里钱比什么都重要，又怎么会想到上帝呢。

至于她快乐与否？她和所有申城的人差不多，从这点来说，也是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