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之她从家中带来的钱没法向母亲交待，所以，她感到无路可走，下定了与刘志分手的决心，于是不辞而别。

几天后于玲在当地法院将刘志告上法庭，法院将民事诉讼状书副本送达给刘志。

诉讼状中说：前男友刘志邀请自己去远南做生意，并且向自己借款8万元，还当场写下了欠条。要求刘志偿还8万元钱。

看了于玲的诉状，刘志大呼冤枉。

他说：我和于玲是被骗去远南搞传销的，在传销组织的鼓动下，同样也昏了头做起了发财梦。

于玲确实打电话让她的母亲给汇8万元钱。当时于玲给她妈妈打电话时所说的理由是，她和刘志合伙在远南开了一个书店需要资金，她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就给她汇去了8万元。

她母亲的钱汇来后，于玲一下子就买了20多份传销产品，共花去了近8万元。作为奖励，传销公司给了她6千多元钱作为回报。

法官在审理此案过程中，仔细的询问了了此事的来龙去脉，法官问刘志说：“你如果没有借于玲的钱为什么还给于玲打了欠条？”

刘志说：“我们一开始参与了资本运作，觉得能挣钱，后来我们呆的时间长了，投入进去的钱一个也回不来，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

说到此处刘志越想越感到伤心，不但自己赔了钱，面且把末婚妻也失掉了，现在又摊上了官司，忍不住哭了起来。

法官见状说：“你不用激动慢慢地说。”

刘志擦了擦眼泪又接着说：“我们两个当时看到投入进去的钱回不来心中十分害怕。

一是怕最后赔一大堆钱。

二是怕于玲回南京后没法向她妈妈交待，被她母亲责怪。

她便和我商量怎么办，当时她让我写一张欠条给她，说是8万元钱是被我借走的，回去后好向她母亲交待。当时，我想，反正我们俩在处对象，写就写吧，于是欠条就这样形成了。”

刘志接着说：我当时确实并没有借于玲的钱，这张欠条是在特定环境下写的，主要是为了防止于玲母亲责怪她，于玲的损失应该自己承担。

法官问：“你说你所写的借条是特定情况下写的，谁能给予证明呢？”

刘志说：“当时写借条时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场，还有另外两个人也在场。

他们一个是叫刘芳，一个叫吴忠，这两个人当时与我们一起从事资本运作，我写借条时他们两个人也在场，可以找他们两个人进行调查。

法院传刘芳和吴忠两个人到庭后，向两个人询问了刘志写借条的情况。

在法庭上，两名证人证实：“于玲来到远南后，经过了解同意参与资本运作，于是就给其母亲打电话，说是与刘志合办书店，让家里打过来8万元钱，钱打过来后，于玲交给了传销组织近79800元，自己拿了约6千多元的返利。后来，于玲看到自己不但没有挣钱，相反是赔了钱，怕家中的母样责怪，所以就逼刘志写了这张借条。

在听取了原被告双方和证人的陈述后，法院认为，对于玲提供的刘志出具的借条，因刘志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法院予以认定。对刘志提供的证人证言，两位证人与刘志和于玲均无利害关系，证言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法院予以采信。

法院审理后认为，于玲诉称在远南时借给刘志共计8万元。虽然于玲提供了借条为证，但从刘志提供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于玲家中寄来的钱款已被于玲自己用于传销活动，刘志并无向于玲借款的事实，刘志系在于玲的逼迫下出具了此份借条。

于玲主张的借款事实法院不予认定，对于玲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法院驳回于玲的诉讼请求。

从此刘志与于玲这对恋人，两个人各奔西东，彻底分道扬彪。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

刘志与于玲的结局，又一次在赵仲云团队内引起了波澜，也传到了都春强和赵仲云的耳中。

两个人心里感到万分无耐又闹心，因为这是自己团队内出现的又一个丑闻。

此消息再一次为他们两个人传递了一个不想听、不愿听、非常苦涩而又不容忽视的信息。

两个人心照不宣的苦笑了一下。

下步棋怎么走？赵仲云用眼睛示问都春强。

咱们两个把下步棋如何走，同时写到纸上，然后互相看看咱们是不是能想到了一块去？都春强回答说。

两个人同时在纸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走到一起，打开字迹互相看，都是“快点离开这里。”

谁也没有说话，两双眼睛对视了一下，互相点了点头。